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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作家与“新新闻主义”:摇滚精神的文学之旅 

作者:黄天一

多天前·阅读时长1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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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游历于摇滚乐之外但又间接推动了摇滚乐发展的、富有“摇滚精神”的奇人还在历史的潮流中嘶吼搏斗。

一、摇滚文学——“刚左新闻主义”

“刚左新闻主义”来源于美国记者、作家亨特·汤普森的一部小说《恐惧拉斯维加斯》,而这个概念的诞生与美国60年代所延续下来的时代主题有关:性、毒品、暴力、体育和政治,特别是摇滚乐评(汤普森曾长期供职于美国著名音乐杂志《滚石》并担任乐评人和国内新闻事务部主任)。“刚左主义”的追随者对摇滚乐都有很深的情结,他们的成长受到迷幻摇滚的影响,披头士、滚石、鲍勃·迪伦、大门、齐柏林飞艇等乐队的出现也促使文学形式出现了新的可能。

在概念上,“刚左新闻”是将记者对于新闻事件的主观观点置于中心地位,反对预先设定的规则和报道方向,强调“记者本身在事件中的卷入”。再结合笔记、其他文章的点滴、抄录下来的采访、转抄的电话谈话、电报等成基本的文章。奥西蒂斯曾评价汤普森的“刚左新闻”:它并非反政府,而是一种反新闻主义。泰勒斯曾告诉美联社的记者说:“在这个讲究政治正确的时代,他从来都不会政治正确。”这种新闻写作手法在美国70~80年代的新闻界影响深远,《牛津英语词典》也将“Gonzo”一词纳入了其中。

1998年《恐惧拉斯维加斯》搬上了大荧幕,主演约翰尼·德普曾评价老朋友亨特·汤普森就像“一个智商极高的年轻罪犯”。为了能更好的演绎自己的老朋友,德普亲子前往汤普森的家中与其短暂的居住,好尽量观察汤普森在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和一举一动,从而更好的刻画故事的主人公杜克——也就是汤普森自己。汤普森在得知自己的朋友将饰演自己后也异常兴奋,时常与德普交流那段真实的过往,并亲自给德普剔成了与自己同款的“地中海”发型。

汤普森为人强硬,生性好战。年轻时他曾在空军服役。由于性格张狂不服管束经常违法军队纪律,他的教官后来曾评价他“才华横溢,但拒绝服从命令”。退伍后的汤普森扎根在了新闻界,常与毒品、酒精和摇滚乐为伴,写出了许多惊世骇俗又离经叛道的文字,同时也利用新闻记者的身份揭露了美国当时很多肮脏的权钱交易。后于《恐惧拉斯维加斯》一书的出版并提出了极具争议的“刚左新闻主义”,从此享誉美国新闻界和文学界。

汤普森曾告诉他的朋友斯蒂德曼说“如果他不知道他可以随时自杀,他会觉得自己陷入困境”。汤普森也曾对妻子写道:“没有比赛了。没有更多的炸弹。我不再走路了。没有更多的乐趣。没有游泳。 67岁,这比我需要或想要的时间长了50年。无聊。我总是很讨厌。对任何人没有乐趣。”汤普森生前是一位枪支火药爱好者,有一次他对着自己的一本书连开三枪,并把他赠给一位好友,算作亲笔签名。

晚年的汤普森最终也没有与自己和解。2005年2月20日,汤普森吞枪自尽,享年68岁。遵其遗愿,在他离世半年后,将其骨灰填入炮膛发射出去,扬散高空。此次“特殊”的葬礼将由汤普森的老朋友约翰尼·德普埋单。

炮葬典礼于2005年8月20日在科罗拉多的一个小山村里举行。这里也是汤普森的自杀之地。德普在科罗拉多州农场47公尺高的塔上,斥资特制了一个具有“刚左主义”铁拳标志的炮台,然后将汤普森的骨灰当做烟火发射。现场还有杰克·尼克逊(Jack Nicholson)、西恩·潘(Sean Penn)、比尔·墨瑞(Bill Murray)等名流观礼,这场“惊人”的葬礼共花费约翰尼·德普约合人民币2000万元。

典礼的操办人、汤普森生前好友特罗伊·胡珀对法新社说:汤普森生前多次认真表示过死后炮葬的愿望,这与他本人的性格“非常吻合”。汤普森生前一贯行为张狂。大概只有他才会想到一炮把自己的骨灰轰掉;也只有他,才会有朋友拿这种想法当真。


二、新闻学的“暴走”
其实,“刚左新闻主义”的出现并不是空穴来风,这种写作手法的“母体”是新闻传播学中的一个概念——“新新闻主义”。

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是20世纪60~80年代风行于美国的一种新闻写作手法。新新闻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将文学写作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人物心理活动,并且不遗余力地刻画新闻细节,使文学的表达和新闻的转述嫁接。在保证客观新闻事实不变的情况下着大量笔墨去描述新闻记者本身的观点并提出主观的想法和认知,从而引导读者往新闻记者自身的观点上靠拢而不再是新闻事实本身。亨特·汤普森的“刚左新闻主义”便是“新新闻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对“新新闻主义”的一种深化和个人化。

这种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乔治·奥威尔和“新闻体”写作的开创者海明威身上。直至60年代,美国社会经历了二战、冷战以及越战后,社会风气开始变得迷茫,年轻一代丧失信仰。在逐步的发酵后,美国社会孵化出了兴盛一时的嬉皮士运动、“垮掉的一代”、摇滚乐、反战游行以及沉迷毒品的社会现象,而“新新闻主义”及“刚左新闻”的出现则是对传统新闻报道形式的一种“反叛”。


三、再见,杰克
即便在美国40年代初期,便可窥见60年代的端倪。1939年,一名名叫杰克·凯鲁亚克的优秀橄榄球运动员从哥伦比亚大学退学,原因是和校橄榄球队的教练吵了架。他后来解释说,他十九岁时“桀骜不驯,事实上心里都是愚蠢的独立思想”,断定自己不需要念完大学,因为他“有自己的思想”。他要做“冒险家、孤独的旅行人”,以成为杰克·伦敦和托马斯·沃尔夫之类的了不起的美国小说家。

后来他说出了那句令无数文青奉为至理名言的话:“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942年正值二战期间,凯鲁亚克担任了美国著名廉价报纸、“商业小报”《太阳报》的体育记者,以此来填补他在退学后的空窗期。早期的《太阳报》上充满了低级、庸俗、耸人听闻的东西,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任意编造新闻来博取观众的眼球。凯鲁亚克能在40年代初期有机会有选择的进入《太阳报》,这与报纸的历史特性和克鲁亚克狂放不羁的性格高度吻合。(1920年以后,《太阳报》逐渐落寞,几经转手,直至50年代被彻底并入他报。)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先是参加了海军,后又跑到一条轮船上做起了帮厨和水手。他所在的货船还运送炸药,曾经向遇上的德国潜艇发起过进攻。凯鲁亚克在船上继续保持着写作,并在此期间创作了一部名为《我的海洋兄弟》的文学作品,而那部在50年代后期几乎轰炸了当时整个美国文坛的“反叛小说”——《在路上》也在这个时候开始酝酿雏形。

《在路上》是一部典型的公路小说,语言风格零碎且狂放,主题依旧是性、毒品、旅行、酒精、以及无处不在的爵士摇滚乐和迷离的酒吧。凯鲁亚克曾在《在路上》的札记中这样描述他对爵士乐的想法:“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但是我被那种像纯威士忌似的狂野音乐刺激的兴奋万分——我喜欢狂野的威士忌,喜欢周六大棚里疯狂的音乐会,喜欢次中音萨克斯管手为女人疯狂,我喜欢兴奋的演奏、着迷的摇摆,如果要用石头砸死我的话我也愿意,我愿意被后巷的音乐激动死……”

从1957年4月2日到22日,20天的时间里,杰克·凯鲁亚克根据其“在旅途中”所记录的所有笔记和文字,用一部打字机和一卷120英尺长的打印纸即兴完成了《在路上》的初稿,并在旅行结束后完善了最后的章节及整体修订。凯鲁亚克写这本书总共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但酝酿这部作品并寻找素材却用了十年。这部小说的出版开创了“自发性写作”,使“垮掉的一代”成为了一个时代特殊的印记。

“我一辈子都喜欢跟在我对之感兴趣的人后面,因为让我感兴趣的人只有那些疯疯癫癫的人,他们疯狂的生活,疯狂的谈话,同时希望得到所有的东西,从不渴求或者谈论平庸的东西……”

“狂野的形式是唯一能容纳我所要说的东西的唯一形式……”凯鲁亚克在其札记中如是说。

《在路上》的文学风格与其“后辈”《恐惧拉斯维加斯》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是半自传体小说,同样取材于自身的真实经历,凯鲁亚克以身边的朋友为原型来塑造作品中的主人公,并使自己“隐藏”在集合了多种人、多种性格的角色“萨尔”之下;而亨特·汤普森的《恐惧拉斯维加斯》是完全自我化,真实与虚构表里如一,强调真诚和自我袒露,并继承了凯鲁亚克在叙事、选题和刻画人物上一贯的狂放不羁、离经叛道的文学衣钵,在某种程度上《恐惧拉丝维加斯》更像是对这部作品的致敬和伟大的效仿。

有趣的是,凯鲁亚克虽然狂放,并且被形容成了“直接影响嬉皮士运动诞生”的关键人物,但克鲁亚克对这点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在政治观点上非常保守,更不是一个反战型的人物,他并不喜欢嬉皮士,认为“垮掉派”和“嬉皮士”不是一路人,也不承认自己或者“垮掉派”催生了“嬉皮士”。

“垮掉派”的作家里除了凯鲁亚克,还有诗人艾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戈里·柯尔索,以及另一位稍早于“垮掉派”且富有“摇滚”气质的作家亨利·米勒。

在《北回归线》中,米勒描写了自己同几位作家、艺术家朋友旅居巴黎的生活经历,对毒品、派对、饮酒以及嫖妓做了深入而不羁的描写。米勒的一生都极为放荡,并且对女人有着超乎常人的“需求”,他所需的不仅仅是性,而是性所带来的那种依赖性和灵魂共通性。米勒跟许多的女人甚至是妓女交往过,并且互有长期的书信往来,书信的内容露骨但又浪漫,里面也集结了米勒发自内心的袒露和经典的情话。

从传承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作品还是作家,这种以叛逆、张狂、不羁的文字风格是一脉相传的,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对60年代“新新闻主义”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们都有战后的迷茫和对时代的反抗,对摇滚乐、放荡精神、自由主义,以及女人、酒精、毒品无法拒绝的特质。
四、不“迷惘的一代”
如果说“垮掉的一代”直接影响了“新新闻主义”的诞生,那么“垮掉的一代”则是对“迷惘的一代”的继承。

“迷惘的一代”兴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共同表现出的是对美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失望和不满。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这一代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完全不再适合战后的世界,可是他们又找不到新的生活准则。于是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本能和感官行事,竭力反叛以前的理想和价值观,用叛逆思想和行为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的不满。

而这种思想早在美国建国之初就有所追溯。

“拓荒精神”、“淘金潮”和“牛仔文化”最早体现了美国移民对自由、幸福、财富、青春和美的追求,也铸就了“美洲新大陆”的人民渴望建立的自由民主的“山巅之国”。“迷惘的一代”相比“垮掉的一代”并没有那么的极端消极和堕落,“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菲茨杰拉德在其著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主人公盖茨比就是典型的“美国梦”追求者;以及锻造了“美国精神”的海明威,他所倡导的勇气、硬汉作风和不惧一切的伟大精神也体现了“迷惘的一代”对美国当时社会的呐喊和呼吁。
五、海明威——文坛中的“摇滚巨星”
海明威是一个极具“摇滚”色彩的人,酷爱打猎、好战、性格狂放,在文学领域开创了“新闻体”写作手法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将战争镌刻在了自己的文字之中。一战时他成为《堪萨斯明星报》的记者,如果凯鲁亚克当记者是想填补人生的空窗期,那么海明威就是在用另一种形式“参军”。一次次被拒绝参军后的海明威,用记者的身份横冲直撞在各大凶杀案的现场,只要是有关灾难、战争、暴力、惨祸以及凶杀案的新闻,海明威一定是第一个到场的那个。

海明威以记者的身份先后报道了一战和二战,并亲赴前线支援报道。一战期间,年仅19岁的海明威自愿前往意大利战场的前线进行报道。在战场上,他被奥地利军队的迫击炮击中,身中227块弹片。从昏迷中醒来后,他忍痛把一名意大利伤兵拖到了安全地带,但到安全地带后才发现这名伤病已经死去。战后意大利政府授予了他十字军功勋章和勇敢勋章。

在法国担任战地记者时,海明威干脆自己冲上前线,在战争后期甚至拉了近两百人,弄来武器,组建了一支游击队。他还率领这支队伍,赶在盟军前一天从巴黎郊区赶到市中心的丽兹酒店,宣称自己“解放了巴黎”。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被炸成过重伤,膝盖被打断,身上所中的炮弹片和机枪弹头就有230余块,一共做了13次手术,换上了一块白金做的膝盖骨。作为记者的海明威曾遍布希腊、土耳其、瑞士、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古巴及非洲,曾以战地记者身份亲历20世纪欧、亚大小战争。1941年二战期间,中国之行后又写过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报道。

1921—1926年,海明威以驻欧记者的身份旅居巴黎,在这段期间他结识了这辈子所能结识到的最伟大的一批艺术家:菲茨杰拉德、斯坦因、乔伊斯等人。海明威与他们宿醉、狂欢,任意评论文学与画作。除此之外,在巴黎时期的海明威还受到了当地无数女人的青睐,无论是已婚少妇、艺术家、女学生还是妓女,他那天才般的语言与充满雄性气息的魅力为他带来了无数的艳遇,最后那些艳遇和狂欢荟萃成了那本《流动的盛宴》。

而在1961年的7月2日,由于长期的抑郁症和复发频发的战争创伤,这位极富“摇滚”色彩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亨特·汤普森的经历和他非常相似——新闻人、酷爱体育、酗酒、吸毒并且性格狂放,两人都用了相同的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汤普森甚至还将自己的骨灰打上了天。而在汤普森刚进入新闻界的时候,曾在《时代》杂志用打字机重打了一遍菲茨加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以了解作者的写作风格并学习他们的写作方法。从汤普森的文字或者他对“刚左新闻”下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学概念和新闻观有着明显的海明威和凯鲁亚克的色彩。
六、“叛逆者”的尾声
2011年,约翰尼·德普再次饰演了自己的“老朋友”亨特·汤普森,出演由汤普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莱姆酒日记》。片中,德普再一次饰演了以汤普森自己为原型的报纸记者保罗,叙述了记者保罗在波多黎各的所见所闻以及他的新闻理想(1960~1961年汤普森曾搬去波多黎各工作),从而追寻心中那份炽热又模糊不定的“美国梦”。

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胜利的天平开始导向美国一方,美国国内开始趋于稳定,战后的阴霾逐渐散去。1991年苏联解体,同时海湾战争也大获全胜,一举洗刷了美国当时在越战中战败的失落情绪。而“新新闻主义”及“刚左新闻”这种新闻写作手法也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以尊重客观事实,不加以作者主观意志的主流新闻报道又回归了它在新闻界的统治地位。

但是“新新闻主义”和“刚左新闻”并没有彻底的被历史抛弃,由它而衍生出了“纪实文学”和“报告小说”的前身,而这种极具反叛又张扬个性的新闻写作手法也依然活跃在报道“亚文化”的新闻媒体中(诸如亚文化媒体“vice”,以及他们根据“刚左新闻”所提出的“浸入式报道”)。那些游历于摇滚乐之外但又间接推动了摇滚乐发展的、富有“摇滚精神”的奇人还在历史的潮流中嘶吼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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