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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物哀之美与自矜之爱

作者:艾江涛

2018-02-03·阅读时长1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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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赞美翠翠、三三这样温柔淳朴的乡间少女,实际却爱着张兆和、高青子这样的摩登女性,正如他自矜于乡下人的身份,同时却努力成为一个绅士。


( 沈从文(1902~1988) )

在日本美学的结构中,爱是真髓,哀是至高之境。而中国的爱情文本难以逃离现实生存与纯粹情感之间的择取和挣扎,乡村的淳朴与都市的摩登也呈现出张力。如沈从文般的“自矜于乡下人,又努力成为一个绅士”的爱情,使爱情的文本缺少了一些悲剧感,增添了几分写实感。

《由达园给张兆和》

⋯⋯

“人生”原是一个宽泛的题目,但这上面说到的,也就是人生。

为帝王作颂的人,他用口舌“娱乐”到帝王,同时他也就“希望”到帝王。为月亮写诗的人,他从它照耀到身上的光明里,已就得到他所要的一切东西了。他是在感谢情形中而说话的,他感谢他能在某一时望到蓝天满月的一轮。××,我看你同月亮一样。⋯⋯是的,我感谢我的幸运,仍常常为忧愁扼着,常常有苦恼(我想到这个时,我不能说我写这个信时还快乐)。因为一年内我们可以看过无数次月亮,而且走到任何地方去,照到我们头上的,还是那个月亮。这个无私的月不单是各处皆照到,并且从我们很小到老还是同样照到的。至于你,“人事”的云翳,却阻拦到我的眼睛,我不能常常看到我的月亮!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却慢慢的使我不同了。“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

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

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这样安慰到自己也还是毫无用处,为“人生的飘忽”这类感觉,我不能够忍受这件事来强作欢笑了。我的月亮就只在回忆里光明全圆,这悲哀,自然不是你用得着负疚的,因为并不是由于你爱不爱我。

仿佛有些方面是一个透明了人事的我,反而时时为这人生现象所苦,这无办法处,也是使我只想说明却反而窘了你的理由。

⋯⋯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我念到我自己所写到“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时候,我很悲哀。易折的萑苇,一生中,每当一次风吹过时,皆低下头去,然而风过后,便又重新立起了。只有你使它永远折伏,永远不再作立起的希望。

(本文节选自沈从文1931年6月20日写给张兆和的一封情书,原文曾以《废邮存底(一)》为题,发表于1931年6月30日《文艺月刊》第二卷5、6号,署名甲辰。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沈从文全集》第11卷时改为现名)

沈从文:一个“乡下人”的爱情书写

愤怒的怯汉

1923年8月,在行伍中谋生的小书记官沈从文,厌倦于部队间无意义的杀伐和浪费,在“五四”运动余波的抛掷下,来到北京。据说,他当初的想法是“来寻找理想,读点书”。饶有趣味的是,他的出走也与一场失败的恋爱有关。在湘西,沈从文曾钟情于一个马姓女子,并为她写下大量旧体诗,结果却被她的弟弟骗走一笔母亲卖房后存放他那的巨款,在后来的自传中,这一事件被沈从文称为“女难”。

这仿佛是一个预示,此后在北京乃至上海漫长的文学学徒阶段,沈从文需要面对的不仅有生存之苦闷,更有爱欲的苦闷。这样的苦闷大量投散在沈从文的早期小说之中,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如沈从文一般寄居在会馆与公寓之间,希图用一支笔改变世界的外省青年普遍的情绪。彼时,经由周氏兄弟介绍过来的日本人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创作理念,成为影响一时代的写作风尚。

从前门外的酉西会馆迁居到老北大附近的沙滩公寓,空间格局的迁移,使早年沈从文得以幸运地结识了于赓虞、胡也频、刘梦苇、冯至、陈翔鹤等一批文学青年。相濡以沫有之,但沈从文这个多少有些呆气的乡下人,与其他人的最大区别是他没有学历,有的只是数年行伍经历与湘西故乡蕴藏的神奇故事。生活的穷困,与学历的自卑,让刚刚闯入大城市的沈从文,自觉猥琐,不敢像身边刚被解放的“五四”一代,大胆追求爱情,他甚至觉得那是与自己无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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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耽于幻想,喜欢做“远景的凝眸”的天性,也在折磨着他。在自传中,沈从文将自己“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的性格成因,溯源于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正如小说《怯汉》所描写的那样,在偌大的北京城里,一个无所事事、满腹悲伤,自觉无份于爱情与诸多人生事务的零余者,便是早期沈从文最为典型的文学自画像。

“我只是心中怪凄惨。我没有意义只是来回走。我就看那些打扮得好看的年轻女人买东西。我又随到这些本来有着男子陪着走的年轻女人后边听他们谈话,我还故意把步法调成前面人的速度一个样,好多望到那女人背身一会儿。但我发现另一事情时,我就即时变了我的步法或者回头走,于是我就跟上第二对人又做无形听差了。”

无意之间,主人公成为尾行年轻女子的“痴汉”,一边嗅着“这汗与脂粉香水混合发挥的女人气味”,一边充满自怜地感慨:“这些高的矮的难道不是拿来陪到男人晚上睡觉尽人爱的么?爱这些美媚年少的女人的,难道全是如同梅兰芳一样脸子白白的意外还多钱,其中就无一个呆子么?”然而,他很快否定了这瞬间燃起的念头,认清自己只配看看。在异样的寂寞之中,他依然不甘心地尾随着。等对方向他投来鄙夷的眼神时,我们的怯汉,忽然由羞惭转为愤恨——“是的,你回头吧,我正要你不愉快。”然而在归途中,他忍不住呜咽起来,对爱情无望的幻想,竟让他沦为别人眼中的痞子。

《在公寓中》、《看爱人去》等小说都有着类似的悲哀描写。幻想进一步扩张,便有了表现青年男子冶游与性经验的《旧梦》、《篁君日记》、《长夏》、《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等小说。在发表于1928年的《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中,有些呆气的青年男子感动了妓女,但当后者提出嫁给他时,那个可怜而无用的人却从心里觉得自己尚且不配得“一个女子作伴的生活”。尽管这些小说中描写肉体与情欲的手法俨然很老到,可在研究者刘洪涛看来,当时的沈从文“在两性经验方面幻想多于亲历,是可以肯定的”。

幻想而非有意识的虚构,沈从文早期小说中虚幻而自怜的爱情描写,实则受到郁达夫“自叙体”小说的影响。1926年10月15日,沈从文在一篇自白文字《此后的我》中揭示了郁达夫对他的影响:“近来人是因了郁达夫式悲哀扩张的结果,差不多竟是每一个夜里都得赖自己摧残才换得短暂睡眠,人是那么日益不成样子的消瘦下去,想起自己来便觉得心酸。”而在两年前的一个冬天,冻饿数日的沈从文,在百般无奈下,还是提笔给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闻信赶来的郁达夫,不仅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请他吃了一顿饭,还把结账剩下的三块多钱全给了他。

情感的压抑似乎在书写中得到了暂时的纾解。另一方面,沈从文有关乡土与军中生活的浪漫传奇,让他赢得了新月派徐志摩、胡适等人的欣赏。也是在这些朋友的建议下,沈从文不无投其所好地朝乡土传奇的写作路径开拓,在给朋友王际真的信中,他欣喜地写道:“好像只要把苗乡生活平铺直叙的写,秩序上不坏,就比写其他文章有味多了的。”上世纪20年代末,沈从文业已成为小有名气的多产作家,拥有大量以青年学生为主的读者群体。1929年,由于徐志摩的推荐,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用仅拥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为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

然而,现实处境的改善,似乎并未给沈从文的感情生活带来实质变化。1930年4月28日,在给王际真的信中,他满怀愤慨地写道:“看到女学生问我什么是我最好的小说时,我几乎要大声骂他们是蠢东西。我真想说,为什么就只能花一块钱买我的小说,却不能够花费一点别的,买我的男性的心看看?”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沈从文这次终于有了追求的勇气,其时他刚陷入一场历时四年的苦恋之中,恋爱对象是他的一个学生,出身名门的“合肥四姐妹”的老三,张兆和。


( 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在家中翻阅画册(摄于1986年) )

“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沈从文的第一次登台授课,在今天看来,俨然就是行为艺术。面对满屋的学生,尽管准备很充分,可他愣是紧张得在台上呆站了10分钟,没讲一句话。教室从喧闹到鸦雀,后来,大学部一年级张兆和在内的女生们,因为替沈从文紧张,甚至不敢抬头看他。终于开口,又因为过于急促,结果准备的东西十几分钟又讲完了,不知说什么的沈从文只好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不管怎样,沈从文肯定给张兆和留下了极深的第一印象。而不知从何时起,他开始注意到这个肤色微黑、爱好运动的女孩,并开始了疯狂的追求。沈从文最擅长的武器仍然是手中的笔,可一份份热烈的情书寄出去了,却始终没有一点回音。打击之下,他一度神情恍惚,学生中甚至传言沈从文要为情自杀。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张兆和带着厚厚一摞情书,找校长胡适抗议。没想到的是,胡适竟笑着建议:“这也好嘛,他的文章写得蛮好,可以通通信嘛。”张兆和有些尴尬,追求者众,如果给每个人写回信,还怎么学习?

自此,理性沉稳的张兆和抱定“你写你的,与我无干”的态度,继续对沈从文不理不睬,并开始刻意地回避着他。由于没有收到明确的拒绝,沈从文凭着一股乡下人的憨气,继续不断地写着信,直到1932年夏,张兆和毕业回家,那时的沈从文也已前往山东青岛大学任教。

尽管没有回信,张兆和却禁不住那些文字的好奇与诱惑,她仔细阅读了每封来信,并将它们收于箱中。后来这些存放在苏州老宅的信,尽数毁于日军炮火,让已为新妇的张兆和心痛不已。仅剩的两封情书,还是由于发表才保存下来,在其中一封信中,沈从文带着无尽的爱慕与崇拜,写下那段著名的情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1932年夏,暑假过后,沈从文决定直接跑去苏州看望张兆和,为两人四年的关系做一了断。去的那天,张兆和碰巧去图书馆看书,接待他的是热情通达的二姐张允和。沈从文黯然返回宾馆,本来就没信心的他,以为张兆和故意避而不见。

然而没过多久,在二姐的授意下,张兆和登门邀请。带着一大包英译精装版的俄国小说作为礼物,沈从文再次来到张家,在后来卑微的回忆中,沈从文那天对张家五弟递来的一瓶汽水大为感动,当即允诺为他写些故事来读。

回到青岛后,沈从文给二姐写信,托她征询父亲对这件婚事的意见,同时给张兆和写信:“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向来主张婚姻自由的张家父亲很开明,得到他的同意后,张兆和和二姐一起到邮局给沈从文拍电报。二姐的电报上只有一个字:“允”,张兆和害怕沈从文看不懂,加发一条:“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漫长的求爱结束了,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成婚。在两人的相恋中,文字与书写始终是重要的桥梁。多年之后,二姐张允和回忆起一段看望沈从文时的往事——

“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不像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哦,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快70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诚如海明威所言:“最好的写作一定是在恋爱的时候。”新婚中的沈从文,迎来了写作的一次大爆发,《边城》、《月下小景》等一批代表作陆续发表,沈从文很快成为京派作家的重要成员。然而,任何美好的恋情,尤其是建构于文字与想象中的爱情,一旦进入柴米油盐的婚姻,神性的部分渐渐褪去,现实的生活则未必尽如人意。何况,沈从文生来便极富感情,是一个在“偶然”的降临中随时会“情感发炎”,因而需要通过文字来场“情绪的体操”的人。

“他呢,是一个血液里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生活里任性习惯太多的男子。”沈从文写于1936年结婚三周年之际的小说《主妇》,读来不乏对妻子的歉意与忏悔。

除了性情上的因由,更重要的是,沈从文在书写中折射出的爱情观念,在面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择取时,往往显得难以自洽,极为挣扎。简单而言,他一面讴歌苗寨传奇、军士水手妓女那富有悲剧性与生命力的爱情,讥讽嘲弄都市男性在“文明”的压抑下失去爱欲活力的“阉寺性”,一面却不得不在情感与道德的冲突下,陷于无法自拔的压抑之中。他赞美着翠翠(《边城》)、三三(《三三》)这样温柔淳朴的乡间少女,实际却爱着张兆和、高青子这样的摩登女性,这与他的自我认同可堪类比——自矜于乡下人,同时努力成为一个绅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学者赵园的那句话:“沈从文是一个缺乏悲剧感的人。”

野性与阉寺性

在早期写作中,沈从文对湘西背景的故事,有一种炫奇式的展览,这当然不是说,他在小说乃至散文中讲述的本事并不可信。事实上,沈从文对文学的真实向来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写于1942年的《水云》一文中,这一观念被概括为:“什么叫作真?我倒不大明白真和不真在文学上的区别,也不能分辨它在情感上的区别。文学艺术只有美与不美,不能说真和不真……精卫衔石,杜鹃啼血,情真事不真,并不妨事。”

这种炫奇,反映在爱情书写中,是沈从文对情爱传奇背后野性生命力的礼赞。在小说《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两个士兵和一个年轻的豆腐店老板,一起喜欢上一个15岁的美丽少女。后来这个少女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吞金自杀,被埋葬在野外。瘸腿的号兵无法接受少女已死的现实,摸黑去姑娘的坟上守望,甚至想把她从坟墓中救出——因为据说,吞金死去的人,如果不过七天,只要得到男子的偎抱,便可重新复活。不料发现已有人捷足先登——“这少女尸骸有人在去坟墓半里的石洞里发现,赤身的安全的卧到洞中的石床上,地下身上各处撒满了蓝色野菊。”两个士兵反应过来,这是那个年轻的豆腐店老板所为。小说中,一个掘墓奸尸的伤风败俗故事,“离去了猥亵转成神奇”。

传奇,放置于苗寨的传说背景中,讲述起来更加自如。小说《媚金·豹子·与那羊》重构了一个苗族的爱情传说:白苗美女媚金与一个有“人中豹子”之称的孔武男子,由唱情歌相恋,两人约定晚上在一个山洞中幽会。媚金盛装前往,苦等豹子不至,于是拔刀自杀。其实豹子是为寻找一个可与媚金般配的纯洁小白羊而耽误了约会,等他终于带着小羊来到洞中,发现已快断气的媚金后,拔出爱人胸中的刀,毅然插进自己的胸,二人含笑而死。这本是一个“尾生抱柱”式的民间传说,经过沈从文的改编,男女皆闪耀出爱情的高贵与忠贞。

在《柏子》、《丈夫》等小说中,除了对兵士与农民,沈从文对妓女也始终怀有“不可言说的温爱”。其中的缘由,也是小说《边城》中所描写到的:“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主顾,做生意时得先交钱,数目弄清楚后,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别离时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许胡闹’……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与湘西的爱欲传奇形成对照的,是《诱——拒》、《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都市讽刺小说。在这些小说里,都市男女往往因为权势、金钱、道德的压抑,而使爱欲不能正常发抒,转而陷入病态或堕落。在写于1940年的一篇散文《生命》里,沈从文将都市男性的这种病态进一步概括为“阉寺性”——“至如阉寺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貌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吓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

《八骏图》以沈从文在青岛大学所居的一栋大学教授们的宿舍楼为写作背景,小说的主要人物与叙述者是小说家达士先生。在与未婚妻媛媛频繁的通信中,达士先生描述了包括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史汉学家、六朝文学专家在内的七位教授,普遍存在的性压抑。以唯一一个精神健康者自居的他,决定为同事诊断病症,不料在学期结束即将南下与未婚妻团聚之际,却被一个漂亮女人的一封短信和留在沙滩上的一行字迹所吸引,临时决定留了下来。小说的结尾颇为反讽:“这个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的确已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这病离开海,不易痊愈的,应当用海来治疗。”

这篇颇具影射色彩的小说,一度引起“对号入座”式的质疑,但毫无疑问,沈从文把自己也放了进去,达士先生的原型本来就是他自己。而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达士先生的本事,正源于沈从文在新婚前夕的一次“偶然”,《八骏图》与《边城》一起,折射出现实生活中沈从文的一次心灵风暴。

《边城》,隐伏的热情

沈从文有给身边亲近之人写故事的习惯。《阿丽丝中国游记》,写给他的九妹沈岳萌,为了“让她看了好到在家病中的母亲面前去说说,使老人开开心”。《月下小景》故事集,则是为了讨好张兆和,写给张家小五。苦恋多年的恋人张兆和,更反复出现在沈从文的小说之中。不论是《三三》中的三三,《长河》中的夭夭,还是《三个女性》中的黑凤,这些天真快乐的少女身上,无不有着张兆和的体貌特征:容貌清秀、肤色微黑。

《边城》中那个在清涧碧篁间长大的翠翠,也有张兆和的影子。有关翠翠的原型,沈从文先后提到过三个,除了《水云》中所写“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见到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还有《湘行散记》中提到的辰州河街绒线铺中那个白脸俊俏的女子。

1933年9月,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后,从这年深秋开始写作《边城》,直至次年初春完成。在一派田园牧歌的氛围中,《边城》讲述了一个近乎无事的悲剧,由于“不凑巧”而错失的婚恋,以及由此带来的遗憾与希望。在湘西茶峒古城一条小溪渡口上,自幼由爷爷带大的翠翠,在一次端午节的水上活动后,不自觉喜欢上码头掌柜顺顺的二儿子傩送。巧合的是,顺顺的大儿子天保也喜欢翠翠,并向爷爷正式提亲。一向听任翠翠做主的爷爷,对这桩婚事不觉拖了下来。而得知弟弟与自己喜欢同一个女子后,天保决定用“走马路”(唱情歌)的方式,与弟弟公平竞争。可等弟弟一开口,天保就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出于男子的自尊,他坐船远行,不料掉入漩涡淹死。依然爱着翠翠的傩送心怀别扭,却对爷孙俩逐渐冷淡下来,同样下水远行。在愧疚与误会中,爷爷死去,明白一切的翠翠,在悲伤中等待着那个“也许永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的爱人。

引起学者刘洪涛注意的是,新婚蜜月不久,沈从文为何写作这样一部悲剧作品?此外,沈从文还曾抱怨身边的朋友和读者并不理解他“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几年之后,在《水云》中,沈从文交代了《边城》写作的心路历程——“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

何谓“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刘洪涛进一步考证的结论是,《边城》是沈从文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婚外恋的对象是诗人高韵秀,笔名高青子。

据考证,沈从文与高青子初次见面的时间为1933年8月之后,1935年8月之前。沈从文有次去西山别墅拜访熊希龄时,主人不在,迎客的正是熊的家庭教师高青子,交谈之后,两人都留下了愉快的印象。一个月后,两人再次相见时,沈从文无意间发现高青子身上所穿“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正是模仿自己之前小说《第四》中女主人公的打扮,彼此会心的两人,就这样开始了交往。

有趣的是,研究者金介甫也考证出了小说《八骏图》中引诱达士先生的女子,其原型是青岛大学校花俞姗。这篇小说也成为沈从文、张兆和婚姻危机的第一个明显反映。但据刘洪涛考证:“沈从文把已经有未婚妻的达士先生受其他女人引诱写成理性无法控制的无奈之举,是性本能使然,又把与高青子的关系错接在俞姗头上,以此来为自己辩解和掩护。”

无论怎样,沈从文新婚不久后的这次出轨,沉重打击了刚在医院生下长子龙朱的张兆和。刘洪涛在1997年访问张兆和时,发现她对此事依然耿耿于怀。要命的是,这段婚外恋,一直维持到1942年。1937年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在同年8月,离开北平,辗转武汉、长沙、贵阳,于次年4月到达昆明。产后虚弱的张兆和,未能与沈从文同行,直至1938年11月,才携二子辗转到昆明团聚。而在沈从文就职西南联大不久后,即推荐高青子在联大图书馆工作。刘洪涛认为,《看虹录》中放纵情感的描写,正是沈高二人在昆明的交往折射。

这多少让人难以索解,深爱张兆和的沈从文,何以在新婚不久即发生背叛的行为?在“力比多”的背后,或许多少也与沈从文的爱情与人生态度相关,正如他自己所说:“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情感,却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

只是,沈从文这个“乡下人”,显然做不到卢梭的彻底与狂放。上世纪40年代,沈从文的《水云》、《抽象的抒情》一系列看起来玄之又玄的散文背后,实则混杂着他情感与理智的激烈冲突。写作,再次成为排遣与抒发的出口。写于1946年的小说《主妇》,乃沈从文为纪念结婚13年而作,同样可视为他写给妻子的忏悔书。与自己的弱点战争10年之后,在庸常的生活中,沈从文发现了节制的美丽,重新找回“尊严和骄傲”。

暮年时分,张兆和在《从文家书》的后记写下:“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参考资料:《沈从文传》,凌宇著;《沈从文小说新论》,刘洪涛著;《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解志熙著)

(文 / 艾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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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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