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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大师们如何让阿加莎的谋杀案通过审查

作者:程橙

多天前·阅读时长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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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小说被一次次地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获得过多项包括奥斯卡在内的电影奖项。

她是世界上最畅销的小说家,JK罗琳、马丁叔和托尔金都没能超越她,只有《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销量在她之上。

她的小说可以从浩瀚无垠的撒哈拉沙漠、穿越亚欧大陆的豪华列车、跨越重洋的度假游轮、立于海上的美丽孤岛、一直讲到伦敦乡下的百年老宅。

她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发起了著名的侦探俱乐部,并担任主席长达二十年的女小说家。


(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她的第二任丈夫合影)

她的小说被一次次地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获得过多项包括奥斯卡在内的电影奖项,连英格丽·褒曼、劳伦·白考尔、玛琳·黛德丽、贝蒂·戴维斯、肖恩·康纳利都甘当绿叶,更成为了后来如日中天的影星如玛吉·史密斯、洛伊丝·奇丽斯、凯丽·费雪的早期作品。

《无人生还》、《控方证人》、《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死亡约会》、《阳光下的罪恶》,大概是除了粉丝外,普通观众都耳熟能详的经典。


而在这些电影的背后,除了阿加莎·克里斯蒂本人,离不开许多王牌电影编剧的改编和加工。

达德利·尼科尔斯改编《无人生还》:为避审查,被迫修改结局,却遭遇恶评。


《无人生还》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最畅销的一本小说,讲述十个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被一个神秘人带到孤岛上度假,主人迟迟不现身,十个人一个接一个被杀,剩下的人只好努力寻找凶手以求活命。当他们发现,这个神秘主人根本不存在的时候,才意识到凶手就在他们中间。

小说自发行之日起,销量已然超过一亿册,克里斯蒂对自己创作的这个黑暗精巧的复仇审判故事深感骄傲,甚至改了结局,把故事搬上了舞台。有趣的是,一开始《无人生还》的话剧剧本无人投资,因为没有人相信这样一个故事可以被改编成话剧。但自从圣詹姆斯剧院首演以来,场场爆满,甚至二战爆发剧院被炸,演出都没有停止,而是搬到了剑桥剧院。

1945年,正值欧洲二战正酣,美国电影界当时最有名的编剧之一,达德利·尼科尔斯成为这部电影的编剧。尼科尔斯曾是二十年代纽约有名的戏剧评论家和专栏作家,创作过《育婴奇谭》、《关山飞渡》等大卖电影;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拒绝接受奥斯卡奖的人。当年,他的《告密者》获奖,但他和约翰·佛特等主创人员为了支持电影工会独立运动,最终拒绝了领奖。正是他的努力,美国电影编剧工会成立,尼科尔斯曾任主席。


(《无人生还》1945版剧照)

有性格的尼科尔斯被法国裔导演雷内·克莱尔邀请改编话剧版《无人生还》的电影剧本。他将原剧本融入了缓和压力的轻松情节和更为紧凑的节奏,一场场谋杀衔接紧密,每个人的死亡都不可逃避。他还将剧本中忽略的情节改成喜剧桥段,比如故事一开头大家乘船上岛的片段,他加入了肢体喜剧,而在客人们讨论社会地位的时候,他又加入了讽刺喜剧。

但是,电影结局还是受到诟病——不仅沿用了话剧版的结局,让一对情侣逃出生天,尼科尔斯还让他们有说有笑地离开了孤岛,留下了一群死尸。这样的结局无疑是生硬的,但这样的设计,与当时美国的审查制度是分不开的,因为审查不能通过“复仇者最终自裁”的结局,于是,尼科尔斯被迫修改了结局,也因此,电影在评论界遭遇了恶评。

比利·怀尔德改编《控方证人》:阿加莎最满意的一部。


在克里斯蒂的所有作品中,获得奥斯卡提名最多的两部电影,一部是《东方快车谋杀案》,另一部,就是曾获得过六项奥斯卡小金人的比利·怀尔德执笔执导改编的《控方证人》。


(比利怀尔德同《控方证人》女主角玛琳·黛德丽(图右)合照)

故事讲述了一个总能在法庭上帮助被告反败为胜、健康状况却岌岌可危的大律师去度假前接到一个案子——一个充满魅力的男子被起诉,蓄意谋杀了一个富婆。大律师见到被告的妻子,一个冷静、可怕、丝毫不在乎丈夫死活的女子后,决定接下这个案子。

在层层审判中,被告妻子竟然当庭为警察作证,还自称根本不是被告的妻子。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神秘女人曝光了被告妻子有地下情的事实,让一切显得柳暗花明,也隐藏着翻转重重、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真相。


(比利怀尔德同《控方证人》女主角玛琳·黛德丽工作照)

这个故事最开始收录在克里斯蒂的短篇小说集中,名为《背叛之手》。1953年被改编成舞台剧大卖,话剧的名字,叫做《控方证人》。话剧的热度持续升高,让好莱坞对这个故事的电影改编权瞬间趋之若鹜。

华纳故事开发部门抢先接触克里斯蒂,预定了这部小说的电影改编权,找到悬疑电影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当华纳第二周再寄去赞誉希区柯克正在上映的《电话谋杀案》的影评,和媒体关于克里斯蒂这部小说的高度评价,希区柯克或许在两者间找到了一些共同点,表示了兴趣。

然而华纳并没抢到小说的电影改编权,希区柯克和克里斯蒂这两位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悬疑大师的合作,便这样擦身而过。

另一大制片厂联艺的两位制片人最终抢下了《控方证人》的电影改编权,他们找来了另一位在好莱坞可以与希区柯克比肩的电影大师——比利·怀尔德。联艺先找了两个年轻人写了一版剧本,接着,比利·怀尔德进入,一起打磨剧本,最原始的初稿被弃用,原因和《无人生还》的结局惨遭修改一样——审查没有通过,因为涉及了大量淫秽戏份。


(《控方证人》1957版剧照)

审查对一般编剧大概是个头疼的事,但对大师,永远是让剧本更好的鞭策。比利·怀尔德修改了许多情节,比如神秘女人最开始约老律师去妓院相见,但在电影中,这个给出重要证据的神秘女子约老律师在火车站相见,称自己要赶火车,拿了钱迅速消失。火车站人来人往给这个神秘女更增添了诡异莫测,效果更佳。 

怀尔德的功力不仅让电影剧本顺利通过审查,幽默的对白和人物细节的把握让原本比较擅长情节而非人物塑造的克里斯蒂的故事,显得尤为精彩。

创作剧本阶段,怀尔德就想到邀请一对真实夫妇演员来饰演老律师和他的护士,以增强这一对演员之间的喜剧效果;他特地在剧本中为当时出道多年却总是不温不火的玛琳·黛德丽设计了一大段闪回,揭露她曾是歌舞女郎的前史,在这段戏中充分显露了黛德丽身材和她绰约冷艳的风姿。 

电影上映,《控方证人》被提名六项奥斯卡金像奖,连克里斯蒂自己都称,“这是改编自我的话剧或者小说的电影中,我最满意的一部。”

保罗·邓恩改编《东方快车谋杀案》之后,阿加莎的所有旧作被电影公司翻找出来。


尽管有《无人生还》和《控方证人》的大制作案例在前,但自克里斯蒂和米高梅签署了版权合约后,她的电影屡屡改编失败,最后沦为中小成本制作的B级片。和“阿加莎·克里斯蒂”这块金字招牌完全不匹配,她也满腔怒火等着和米高梅解约。

就在这时,她的一位朋友的养子,英国制片人约翰·布拉伯恩,找上门。布拉伯恩找到克里斯蒂的经纪人,直截了当提出要翻拍克里斯蒂最好的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克里斯蒂的经纪人一口回绝,“想翻拍别的,我还能想想办法,这部根本没门。”

一个星期后,在乡下疗养的克里斯蒂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我叫约翰·布拉伯恩,我想翻拍《东方快车谋杀案》。”

克里斯蒂大概觉得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很好笑,便打趣问他,“你为什么想翻拍这部小说?”

年轻人回答,“我喜欢火车。”

克里斯蒂愣住了,“这样吧,我们找时间在伦敦吃个饭?”

“那不如现在?”

“你在伦敦,我离你四十英里呢!”

“不,我就在你花园旁边的电话亭。”

(编剧保罗·邓恩生活照)

事情的进展比想象中顺利,当时已然是奥斯卡最佳编剧获得者、执笔过《金手指》的编剧保罗·邓恩的加入,让所有人对这个项目增加了信心。 

邓恩擅长写间谍类的电影,也许是因为这样,就像每次007的开头都有一个任务要完成,为了让电影的大片气质和悬疑感更浓,邓恩在一开始加入二十分钟关于多年前绑架案的背景介绍,和每个人物上火车前的状态介绍,将整个故事的悬疑调性瞬间拉了起来。


(《东方快车谋杀案》1974版剧照)

同时他也尽可能保留了大部分小说中的台词,评论家大卫·罗宾逊在《时代》上这样写道,“电影令人感动地忠于克里斯蒂夫人的原著(由于保罗·邓恩几乎没有改动对白)和对那个时代的精准还原,这是一场令人愉快的娱乐体验和几个小时的怀旧时光。”

这部电影大概是克里斯蒂所有改编电影中阵容最强大的,当时如日中天的肖恩·康纳利、两位超级影后劳伦·白考尔和英格丽·褒曼、惊悚片一哥安东尼·铂金斯,当然,还有最值得一提的——阿尔伯特·芬尼,出演了克里斯蒂笔下最著名的大侦探“赫尔克里·波罗”,并成为银幕上最为经典的波罗形象之一。

电影被提名六项奥斯卡金像奖,英格丽·褒曼凭借这部电影拿下人生中的第三座奥斯卡小金人——其实她戏份很少,重场戏只有一场五分钟的长镜头独白。这部电影的大获成功再次令电影公司看到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强悍的竞争力。

安东尼·沙弗尼连改三部克里斯蒂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阳光下的罪恶》、《死亡约会》


《东方快车谋杀案》后,克里斯蒂因为健康原因无法继续创作,她的旧作成为电影公司的目标。他们翻箱倒柜地找寻着下一个可以复制《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作品。

1975年,克里斯蒂最后一部小说《帷幕》,大侦探波罗的生命也随之落下了帷幕。小说在1975年12月出版,1976年1月,克里斯蒂与世长辞。这样具有世界性的大事件再次把小说的销量推上高潮,而作为克里斯蒂最伟大的侦探波罗,他的死是极具戏剧张力的,全世界的电影公司都摩拳擦掌地准备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 

由于克里斯蒂的家人坚决反对,加上早年间他们对很多电影公司的不良印象,改编克里斯蒂作品的大权,还是交到创造《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制片人布拉伯恩手中。

布拉伯恩找到了《尼罗河上的惨案》,而这次,他找来另一个擅长写悬疑片的编剧:安东尼·沙弗尼。英国出生的沙弗尼尤为擅长英式悬疑推理题材,曾经创作过获得托尼奖的热卖话剧《足迹》,后被改编成电影,由戏剧王子劳伦斯·奥利弗和当年如日中天的小生迈克尔·凯恩共同出演,获得四项奥斯卡提名。

“在‘克里斯蒂类别’这个范畴中,人物一般只有两个维度,三个维度的人物在克里斯蒂的那些谋杀故事中是不太成立的……克里斯蒂是密室悬疑的专家。”沙弗尼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谈到。


(《尼罗河上的惨案》1978版剧照)


(《阳光下的罪恶》1982版剧照)


(《死亡约会》1988版剧照)

《足迹》之后的沙弗兰接到希区柯克的邀请,创作希区柯克的倒数第二部电影《暴怒》,取得了巨大成功,希区柯克邀约沙弗尼继续为他创作,沙弗尼却没等来这个机会,希区柯克在拍完最后一部电影《奇案》后溘然长逝。

就在这个时候,布拉伯恩向他抛出橄榄枝,早在拍摄《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时候,沙弗尼就参与剧作层面,而他与“大侦探波罗”的缘分,一直延续了三部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阳光下的罪恶》和《死亡约会》。

《尼罗河上的惨案》讲述一个抢夺了闺蜜男友的白富美在游轮上离奇被杀;《阳光下的罪恶》是关于一个人见人恨的坏女人在度假小岛上无端死亡事件;《死亡约会》描绘了一个剥夺丈夫遗产的继母在和继子们一同在欧洲和非洲旅游的路上病发而死的故事。 

沙弗尼对小说结构的把握,让140分钟的电影都不会冗长沉闷,无论是在尼罗河上的游轮、还是埃及沙漠的帐篷、或者人烟稀少的孤岛。原版小说情节离奇曲折,出场人物过于繁杂,在沙弗尼的剧本里,紧凑和更为明确的人物设定让电影更具娱乐性。


(阿加莎·克里斯蒂老年时写作照)

也正是在这三个剧本诞生后,布拉伯恩找到彼德·乌斯蒂诺夫饰演大侦探波罗,相比前任阿尔伯特·芬尼(因害怕埃及炎热的天气导致旧疾复发而退出)过于强势和舞台剧的风格,乌斯蒂诺夫有一种平易近人的温和感,也正是这种特质,让他连续演了三部克里斯蒂小说的改编电影,成为所有观众心目中那个憨态可掬却又缜密睿智的“大侦探波罗”。
(注:本文原载于《电影》杂志,公众号:dianying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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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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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杂志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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