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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元和延安一代艺术家

作者:张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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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元


延安版画原作

1945年11月,日本投降3个月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接到通知,大部分师生7天之内离开延安,前往东北解放区参与土地改革。为了突破国民党封锁线,他们不能乘坐任何交通工具,每天行军最少100里路,且避开平坦公路,需要翻越太行山脉,再通过山东渡海抵达东北。为此,鲁艺的领导们规定,为了保证行军速度,每个人身上可以携带的行李不能超过10斤,此外行李中也不准携带任何与延安有关的报纸、书信、日记,不能在突破封锁线时被对方察觉出这是一支来自解放区的部队。

“父亲是个不善言词、非常守纪律的人,但在那段时间里,他一再违纪。”古元的女儿古安村对本刊回忆说。那时的古元已经在延安8年,创作了大量版画,由于舍不得,在离开延安前的最后几天里,他尽可能地将手头的木版拓印出来,每幅留一张,用衣服包好,打成一个包背在身上,就这样带出了延安。

路上,急行军几次被要求加快速度,让大家一再减重,古元扔掉了自己的一双备用鞋,扔掉了一部分粮食,但一幅画都没有扔。在山东烟台,他们化装成当地渔民、小贩,登上渔船,躲过国民党的巡逻艇,最终抵达旅顺。就这样,古元在延安时期创作的约200件版画原作保留了下来,而那些木质原版全都留在了延安。后来胡宗南轰炸延安后,那些木质原版和大部分延安时期的艺术作品便永远地消失了。

10月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幕的这次展览,便有当年古元从延安一路背出来的那套版画原作。从他抵达延安后所作的第一套木刻连环画《走向自由》,到他在碾庄描绘农民生活的版画《牛群》《羊群》《家园》,再到刻画解放区新生活的《选民登记》《逃亡地主归来》《减租会》《圣经时代过去了》。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1978年 套色木刻


这批原作曾在古元身边保存了20年,直到“文革”的到来。古安村记得,他们家被抄家了两次,那批原作和古元1949年之后的很多作品被悉数抄走。“文革”结束后,中央美院的学生才来告诉古元,当年他们先红卫兵一步进行“保护性抄家”,将这批原作偷偷存放在老美院的留学生楼里,就是为了等到此时将作品原样归还。“他一辈子都是个不喜形于色的人,但再次见到那批版画时,眼泪夺眶而出。”古安村回忆道。

艺术家徐冰曾说自己初看古元的木刻,直觉上觉得和许多那一时期版画家的农民题材作品不同,“他们的农民有点像在话剧中的,但古元的却刻得老老实实的,和画中的人一样”。后来当他试着学习古元,去刻村口的土坡、两寸大小的人物时,却体会到古元的木刻是没法学的,因为它不是“技法的”,而是“感觉的”,像读鲁迅精辟的文字,得到的是一种真正的关于中国人的信息。

在展览现场仔细观察这些版画,还会发现许多纸的颜色并不同,薄厚不同,衬纸和托裱方式也不相同,有的纸已经起了黄斑,有的用挂历背面当衬纸,有的则用粗糙的廉价卡纸。


《延安鲁艺校园》1939 年 黑白木刻


这套延安版画原作常年被装在箱子里,由古安村保存。这些年她接到的展览邀请无数,但一直用的是复制版展出,从来没有向外人提起过版画原作的存在。直到2011年,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李帆找到她时,她才第一次提起了它们。“我父亲对这套作品那么珍惜,视如生命,所以传承到我这儿了,我要格外珍惜。”古安村回忆说父亲晚年挑选了一批作品捐给老家珠海以建立古元美术馆,而将余下的这批作品让她好好保管,并嘱托她:“适当的时候做做展览,印一些画册,让后面的人,知道有这样一些作品,有这样一些人曾经这样生活过。时间久了,他们也许会明白,我们做了什么。”

李帆印象最深的是,展览布置完了,古安村会时不时地问他:“你觉得现在的人是怎么看我父亲作品的?”

“她其实很在意这一点,”李帆向本刊回忆,“因为年轻人都会觉得过去的东西过时,但过时这个概念有时候会更多地形容到艺术作品、艺术风格、艺术导向,她也会有这种顾虑,她就觉得她父亲岁数很大,又是那拨人,会不会现在的年轻人看着不喜欢?”

本次展览300多件作品不仅涵盖古元延安时期的木刻版画原作,还有抗美援朝时期的战地速写、1958年下放遵化时为农民创作的“农村壁画”,以及晚年的水彩画,很多作品都是第一次面向观众。“他们这一代人起起伏伏,他的人生选择、他的审美、他的生活方式,都与当时的社会有着密切关系。”策展人孙华说,因此这次展览既能清晰地感受古元在不同时期的创作转变,重新认识古元,也是对当下观众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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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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