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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居于方言中

作者:蒲实

2020-12-16·阅读时长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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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居于方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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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打城戏的表演即将开始之前,演员徐秀霞正在化妆

本文摄影/张雷

泉州:一个样本

这几年写世界博物馆和中国古代史,曾几次与“泉州”这座城市的名字相遇,使得我对它的好奇不断增长。

一次是写大英博物馆时,读到中国馆馆长霍吉淑编写的中国藏品目录《中国:物中的历史》一书,泉州作为马可.波罗来中国时停靠的港口被呈现。第二次是在写摩洛哥时,我到达国际自由港城市丹吉尔,在那里听说一位14世纪的伟大柏柏尔人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他到过中国,曾在泉州做过较长时间的停留。泉州这个名字在那时成为一个未被完全认识的、开放古代世界的临海一隅,对抗着我对古代中国封闭性认识的印象。

第三次是写魏晋南北朝,读到《隋书.食货志》中的一段话:”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那时我揣摩着魏晋之际政治格局各种变动之外,南渡的人无时无刻不怀念故都洛阳的微妙思乡之情。建康(今南京)虽是移民的“定居地”,但这些南渡者不仅被称为“侨人”,用原来北方的地名在南方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只有名称,并无实土,所谓“故土虽迁,存旧名”。一百年来,他们顽固地保留着北方人的习惯,集群而居,自报家门,填写的籍贯总是北方故乡的郡县。那些没有去建康而去了东南沿海其他地方和港澳台地区的人,则被称为“客家人”。他们身居异乡,对于故乡阿洛(以洛阳为中心的洛河流域)地区充满留恋,自称“阿洛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多数仍保留着浓厚的中原遗风,福建客家土楼和泉州洛阳桥就是这种遗风的见证。

带着对泉州不断累积的兴趣,我在北大人类学系教授王铭铭的《刺桐城》一书中读到了这样一句话:宋元泉州给我们的挑战在于,在传统国家的边陲,文化多元曾达到的程度大大出乎习惯于将传统国家与封闭社会对等看待的学者的意料之外。这样,当我们决定下来写方言这个封面时,我选择来看一看泉州。一些疑问在我头脑中萦绕:漫长历史沉积与对外开放性,将在泉州方言中留下何种痕迹?给泉州话带来稳定性和流动性的不同动力,将如何在互动中塑造泉州话?在方言的小宇宙中,泉州人以何种身份和形态栖居,既与国家,又与世界保持联系和纽带?


泉州市民正在欣赏地方戏剧表演



“敬天地,畏鬼神”的民俗鲜活地保留在泉州人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喜欢见神就拜,日常生活的欲求也喜欢求助于神明。图为祭拜海神妈祖


容器

徐秀霞骑着摩托带我钻进夜晚热闹的西街胡同。她是一位打城戏演员,四十来岁。几天前,我在高甲戏剧院看了一场他们的排练,那天的剧目是《大闹天宫》。打城戏是泉州民间地方剧的一种,实际上由做道场的仪式演化而来,保留着许多神鬼故事,关于阴间的一些场景有时会吓到已与这种传统日渐疏离的年轻人。排练间隙,她给我讲了一件许多年前发生的往事:一位演员在走台时陷入了脚下的八卦阵,“他在台上不停打转,怎么都出不来,很可能已进入到另一个世界。我的老师傅”,她边说边从手机里翻出一位迥然有神的老者的照片,“就是他,立即画好脸谱走上台去,抓住他的胳膊把他使劲儿拽出来”。她见我听得来劲儿,就借给我一本《目连救母》的书,是打城戏最有名的一出,让我在离开泉州前再还给她。这部戏完全以泉州方言写成,我没有看懂。几天后,她接过我还的书,让我骑到她的摩托后座上,“我带你去见一些西街的‘草根’朋友”。

她带着我进了胡同深处一家位置隐蔽的客栈。夜色中,我们穿过两进院落的中庭,从一个楼梯通道登顶露台,可以俯瞰几乎清一色红砖坡屋顶的西街。唯一戳破天际线的是开元寺的东西塔。在许多城市都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旧城改造之后,泉州老城完整保存下来的旧风貌成了与众不同的“奇迹”。这种保守性与泉州人内心的秩序有关:按传统老规矩,泉州旧城的建筑均不得超过东西塔的第三层。资本在很多地方都突破了传统规矩,但泉州人“敬天地,畏鬼神”的杂糅信仰却构筑起异常坚固的堡垒。听泉州人说,当年曾有人在旧城区建起过一座摩登高楼,城里很快流传开那幢楼闹鬼的故事,楼也就一直被空置了,从此无人再建。

客栈的女主人郑达真是徐秀霞的戏友。在厦门读完大学,她回泉州和朋友们一起开了这家客栈,平日生活主要是写书法、唱戏和经营。她是“80后”一代,在学校里学的是普通话,说的已不是最地道的方言,“习惯性地会从普通话直译一些词语,但按照泉州方言的发音,其实是错的”。比如,“蜻蜓,我会读qing ting,但其实地道泉州话把‘蜻蜓’叫做’田蠳‘(念作can yi),是田里飞的虫子拍打翅膀时发出来的声音。蝴蝶,我直接翻译为hu die,但泉州话其实把’蝴蝶‘叫‘尾蝶’(念作ber yia)”。

郑达真正在学当下泉州很流行的一支入门南音《直入花园》,另一支流行的入门曲是《风打梨》。南音源于宋徽宗设立的南外宗正司迁至泉州带来的宫廷曲艺,作为纯音乐,它在体系的完整性和复杂度上可媲美西方古典音乐。它也从泉州流传于东南亚,但唱词及语音始终以泉州话作为标准。今天能够听懂南音的人越来越少,实际成为一个狭小的圈子,通道也非常窄。一个人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热情才能真正了解南音,这个圈子逐渐也不再是泉州和外地人之分,而成为行业之分,“行业内”人数屈指可数。泉州人说,在文庙的李氏茶庄、金鱼巷的南音馆,常年仍然坐着一些老人家,“他们一根接一根地点着烟,一听就是一个晚上。若问他们,其实也不一定听得懂,甚至已不知道音乐里讲的是什么故事,只是沉醉在旋律中”。泉州德高望重的方言专家王建设在他研究闽南方言戏文的《明弦之音》一书中写,南音演唱是严格的师承,它的唱词所保留的古代泉州音,有的比成书于200年前的《彚音妙悟》还要古老。它的唱词有一种以一个独特发音为介音的系列韵母,被称为“鹧鸪音”;也有一种方言地区人说普通话但仍夹杂着方言音的“蓝青官话”。


在泉州老城甲第巷里远望开元寺东西塔


《直入花园》的歌词乍听唱的是美妙的花园风景:“直入花园是花味芳,田蠳飞来都真于成阵,尾蝶飞来都真成双,冥阳岭上是好蹊跷。……六角亭上是六角砖,六角亭下都好茶汤,六角亭上六角石,六角亭前都好栳箬”。郑达真想象,六角亭和六角砖应该就是古代泉州的模样。直到长辈讲解起这支曲子的意思,她才明白,“冥阳岭”是进入到另一个世界的标识,此后的“六角亭”“六角砖”已专指冥间的建筑样式。这个“花园”原来是进入死后世界瞥见的景象,这首入门曲仅仅唱了很浅层的、初见的那一瞥。坐在厅堂桌边一起喝茶吃点心的一位年长的泉州人,对民俗掌故很熟悉。他说,这首极为浅显的《直入花园》映射出民国以前盛行于泉州的民俗。“福桥那边有很多‘花园’,过去‘到下面去’的氛围很浓。那里的空间也不只是花园,写下来的大多美好,有速报司那样的机构,像今天的法院,大都跟劝善有一些关系”。过去有许多以“通灵”为业者,通常不识字,受人之托去“那边“察看诸如祖先或未来的形状,且要在绝对安静的环境中进行,以免陷入时空乱流,“与楚文化的巫术有几分相似”。

这个空间的存在让我再次想起沈从文。他曾写,随着“现代”的到来,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神”“巫”对于他来说,是和道德有关的。他想象中的凤凰由三层权力来统治:最上面那一层是天神,中间那一层是官,第三层则和巫相关。这样的心灵随着“现代”的到来逐渐绝迹,但在今日泉州,竟还能依稀听闻和触碰到它存在过的血肉。有一天晚上,我打车回远在晋江的宾馆。到达偏远目的地,接过司机递来的车票,他手一瑟缩,转过头来惊惶地说,“你好吓人哦!手比老头子的手还冷”!我本想顺着开个玩笑,又担心惊扰了这位泉州人内心的小宇宙,惊起什么飓风,平添他的恐惧,还是忍住了。


泉州的天后宫,位于宋代古泉州德济门遗址的北面,德济门是进出泉州的要道,门外的聚宝街、万寿路富美码头是宋元时期往来货物的集散地


另一个微风轻拂的夜晚,泉州老牌书店“风雅颂”的女老板连真带我到梨园剧院拜访梨园戏名角曾静萍,她曾获两次梅花奖。在她接待到访黄梅戏团的间歇,我们到露台上观摩一群年轻人练唱梨园戏。他们大都20来岁模样,照着手机屏幕上的歌词唱折子戏,《苏秦》之《送君》。投入之处,一个女孩抬起头,做出舞台上才会有的戏剧性表情和动作,旁若无人,非常自然。我以为他们是热爱地方传统文化的年轻人。教室里的氛围让微醺的风都有了往昔的温柔,彷佛把日历往回翻十年或二十年,人们的神情不四顾、语气不探寻,气息中保存着还不曾奔向远方和未来的旧灵魂。直到穿着运动服的曾静萍上来,她才告诉我,这些年轻人是她很早选拔来的,从他们的童年就已开始培养,是年轻的“老演员”。57岁的曾静萍是个很严厉老师。晚上练的这个唱段是正式入戏前的开场。她反复抑扬顿挫地打着”多练多历练多“的节奏,把这个开场练了一遍又一遍,不时高声骂几句让大家紧张又忍不住笑起来的泉州话。几天后,他们将在街头表演这一段嫁接了泉州腔和经典梨园戏的唱段,以吸引更多的听众到剧院来听更深奥的梨园戏。

与南音一样,梨园戏是一种有很严谨程式的音乐,保留了很多宋元时期的表演样式,包括那时的肢体和文本语言。曾静萍说,要品梨园戏的味道,“需要长时间的熏陶”,这是很难做到的。遇到与不懂梨园戏的人聊戏,她会感到烦恼,“这本是我们应该坐下来一边品着茶或一边喝着酒,可以聊上三天三夜的事情”。遇知音越来越罕见;普通话的普及使得很多年轻人连泉州方言都不再会说,更无论听懂梨园戏的古音。她现在连孙辈的梨园戏接班人都很难找到,“一张口,吐字咬音都不再是地道泉州话”。在她看来,方言需要“立刻抢救”,有一种急迫性。闽南话的一些表达很凝练,比如在经典曲《陈三五娘》中有“共君断”这样的曲名,是“与喜欢的那个人生死相约”的意思,简单三个字就能表达。很多俚语从民间消失,但还保存在戏里,比如梨园戏《朱买臣》本身就是闽南方言的话剧。对连真这样的梨园戏老戏迷来说,“这部戏很迷人,三个小时就如只过了半小时,但又回味无穷”。 王建设告诉我,他也非常喜欢这其中朱买臣的大段独白,“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说,听得懂你就觉得特别生动,但年轻人已很难听懂”。这些老本的语言有的很粗俗,拿人开涮,还有一些双关语的荤话和打情骂俏,闽南人听着很带劲。


梨园戏名角、两届梅花奖得主曾静萍(下图)正在给年轻的梨园戏演员做演出前的指导


曾静萍说,梨园戏里面的许多话语“就是我奶奶那一辈人说的”。奶奶辈的人说话,吐字和咬字特别准,那种七音环绕的味道是浸泡在生活里的,很难“学”来。说话的韵需要生活的积累,需要对奶奶的那一个印象。作为大孙女,奶奶髋骨摔断后,她给奶奶洗了六年澡,每两天洗一次,跟奶奶说了很多话,“现在觉得那段经历特别受用”。她的奶奶年轻时做生意,待人接物很有个性,“说话很尖刻,而所有的尖刻又都是通过闽南语的俚语表达出来,常常一个字就能说出普通话中四五个词组合起来难以表达的意思”。比如,说孩子虽然调皮但又聪明有智慧,表达一种既爱又恨的情感,一个”yan”音就够了;说一个人迂腐啰嗦、又笨又酸、令人讨厌,一个“神”字就够了,闽南语短促的发音本身就充满了嫌弃的情感色彩;而说一个人“特别好”“好到极致”,往往得先骂一句粗话,有一种幽默的亲切在里面。虚音也蕴含着很多味道,像“没了”,闽南语念mo luo,“luo”的不同念法能表达很多变化的场景中不同的情绪,一拉长就有讨价还价的味道,斩钉截铁结束则有“不可能”的坚决;让人吃饭,“你夹”“夹哦”“夹哪”,随闽南话发音就能传达出客气、不耐烦,乃至厌恶的情感。闽南语又是很休闲的语言,韵腔很细腻,“泉州人听梨园戏,过去很少鼓掌,更不要说叫‘好’。就是静静坐在那里,让唱词旋律渗透进大脑神经系统,然后回到茶桌酒桌前,再用绵长的时间细细去聊戏,像这里空气的温度一样”。说梨园戏是保存古音的“化石”,其实它是不断流动着的、鲜活的语言,“靠的是一代代演员通过自己表演,不断的叠加完善”。

我们的聊天不算顺利。曾静萍希望来找她聊戏的人懂泉州话、懂戏,但她又矛盾地认识到,根本不存在“推广”这回事,方言只是生长于这片土地的人的根。在她要求理解却不得的那份孤傲中,在我摸不到深入梨园戏肌理的词穷中,我第一次清晰感受到自己外来者的身份,也清晰触碰到被称之为“泉州人”的那一个内核。我们说着共同的普通话,但一个有着隐秘情感和独特生活方式的世界存储在被称之为“方言”的容器中,它甚至不可翻译。梨园戏是那一层把我们隔起来的表皮,但也正是在这一层表皮内,包裹着泉州人的独一无二性:在无法进入的那个地方,我意识到自己身份的限度,这个限度却同时向我呈现了泉州难以触及的一面——它存在于方言内部,在其中进行着只有泉州人之间才能进行的交流,它是具有私密性的场所,在其中发生的一切都带有身份的意味。


闽南语和泉州语语言学家、华侨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建设


流动的身份

上世纪80年代,闽南方言学家王建设读研究生时,看不清方向的迷惘中,导师给了他一个建议。“他说《世说新语》这部书很有意思。当中有一个‘许’,用法很特殊,跟我们闽南人的用法非常的相似,用‘许’来表示‘那’”。闽南方言的指示代词是zhi、he,一个是“只”,一个是“许”。正好又是近代汉语,又是方言,两者一下结合了起来。王建设一回去,赶快借书来看。“初看觉得这个词是有意思,但越看越多,就越觉得确实六朝当时的口语跟我们今天说的闽南话非常接近”。

这个词还不能说明问题。他继续读下去,“比如说典型的人称代词,在普通话里是‘我’‘你’‘他’,闽南话是‘我’‘汝’‘伊’。《世说新语》里,最重要的人称代词也是这三个,跟闽南话口语完全一致”。就这样,古书里的很多东西突然与王建设的日常生活发生起越来越多的关联。在《世说新语》当中有一种称谓叫“阿奴”,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次数比较多。梁朝的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注说“阿奴”是一个小名。王建设开始没注意,后来发现,“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的名字叫‘阿奴’”,心生疑窦。

有一天,他想起来,以前他的祖母就叫他“阿奴”。那还是在他读小学的时候,“我一回家,祖母不会叫我的名字,肯定叫我阿奴”。这说明,泉州就有这种称谓习惯。祖母所叫的“阿奴”不是他的小名,而是普通话里“心肝宝贝”的意思。在《世说新语》中,它指代的意义是什么?他一边广泛查阅各种古籍,一边回想起来,“祖母可以这么叫我父母,可以这么叫我,甚至我哥也可以这么叫我,但是邻居什么的是不能这样叫的”。在他的生活经验中,“阿奴”是作为一个爱称被应用的,它有限制,只限于被长辈使用。古籍里也是这样:皇帝可以称皇后,奶奶可以称孙子,哥哥可以称弟,这都允许,但是反过来一例也没有。这样一映证,王建设坚信,“阿奴”的注肯定是刘孝标搞错了,“它不是小名。小名谁都可以叫,但是《世说新语》中,‘阿奴’肯定是只有尊长才可以讲的”。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后来他的论文题目叫《世说新语泉州话证》,一条一条考证《世说新语》中的一些词与今天的泉州话是不是一样。他平日常听南音、梨园戏,研究这些戏文的声韵系统;他也研究生活中的文化习俗,把方言与文化结合在一起。在他与古代人之间,方言仍然是活着的纽带。


住在甲第巷里的老泉州人李以健


泉州流行的一首方言歌曲《来去泉州》是这样唱的:剞刳木成舟,沯泵水中游。門(左右拆开为两个字)双篙桨,行(左右拆开为两个字)到泉州。这四句都是以象声词开头,分别读作:ki kua,砍柴时的声音;ping pong,木浆激水的声音;yi wai,村落里木门咿呀一声打开的声音;xia shua,船在水中飞速向前的声音。其中有一句唱道:“走到十八芝,听老李话泉州”。这位“老李”叫李以健,住在甲第巷。他把这座老城深巷里明清时期所建的二层楼老房做了现代改造,一楼是书房和庭院,二楼是茶室和卧室。他说,那四句以象声词开头的歌词是他小时候父亲教给他的,携带着“囡仔”的童年回忆。

李以健对自己“话”泉州的准确性并不十分肯定,他想写的关于泉州的书也始终未动笔。对我来说,他如何理解活着的方言,也许比有关方言历史的考据更生动。对他来说,真正的老泉州存在于那些仍然虔诚地在神像前终日祈祷的老人身上,泉州话是与神对话的语言。这些老人可以在无论什么派别、事实上常常杂糅的神像前待上一整天,说是自说自话,有时更像对话。有的人天热时带把扇子,不仅给自己扇,还会一边说话一边给神像扇一扇。

在他的观念中,自己所说的方言虽来自中原,但其实已很难标记某个具体的历史时间,也很难再把他与某一个朝代紧密地联系起来。他对历史有很个人的看法,这种看法非官方也非学术,但关乎他对自我的认识。他说,隋朝福建大概只有3万多户人家,一户4.9人,总共才不到20多万人,也没有人愿意来这边做官,就让本地人自己选官。他们无需去京城考试,也无需要得一个官衔再回来做官。隋朝实行科举制度180多年后,泉州开始有人愿意去参加科举。“一来山高路远,二来语言已不再相通。公元786年欧阳詹去考试时,在京城待了好几年,先学习官话,然后才参加科举中了进士”。他发现,宋朝时泉州有非常多人在朝中做官,尤以“曾”姓为多:从曾公亮开始,到他的儿子曾孝宽,再到曾孝宽的孙子曾怀,再到四世重孙曾从龙,两位北宋,两位南宋,都做到宰相。宋代泉州有这么多人在朝廷做官,在他看来,和语言相近有一些关系。元朝的时候,北方语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更北的语言辗压下来,这种语言也改造了北方世界。元朝有三十多年时间中断了科举,文化的沟通交融处于失控的状态,更不用说语言。那个时候的汉人也被分为两个不同的管理阶层,语言的演变非常剧烈,南方则坚守的是曾经的北方语言。中原经过不断战争,语言不断交融改变,而南方还仍然是“永嘉南渡、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直到靖康之变的移民,一代代过来与这里的原住民融合的人。泉州的语言中既保留了本地闽越族的语言,一次次大迁徙又带来不同的文化和语音,融合过程中则是强大者居上。其实已经很难确切地说,我们的语言是什么时候的”。


南安市洪濑镇扬美村民间南音艺人在祠堂前表演南音



泉州老城的西街,有“红色西街”之称,红砖瓦坡屋顶的高度均不超过开元寺东西塔的第三层


到了明朝,语言出现了一次大变化。泉州人要去北方,得重新学习语言才能入朝廷。到明朝中后期,才有人考中状元。康熙年间,泉州开了四家“正音书院”,因为泉州人所说的话朝廷已经听不懂,就更别说入朝做官了。泉州的李光地要去考取功名,在北京待了很久,学习当时的北方话,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这已不是普通的士子可以做到的,“要出身有钱的官宦人家,才有可能在京城住上一年半载,先学一门语言,然后再去考取功名”。即便是采用统一的书写汉字,但考到了好的名次,最后是要去面君的,也得能与其他的朝臣面对面交流,语音的那一部分在这些场合就凸显出了重要性。也是在这个时候,泉州人又从这里开始迁徙,去台湾、去东南亚,把东洋和西洋的文化带回来,继续沉积于此。很多语言从外国拿回来,又成了泉州和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不清楚谁是谁,所有一切都打伤骨头连着筋”。

在李以健家的茶桌上,我还认识了他的朋友颜瑛瑛。这位“80后”对泉州话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情感。在她的书《字游闽南》中,她写,她从小随从事医疗的父亲从晋江安海去闽西多年,一直就是老家人眼里的“山猴仔”,说的都是普通话,放假回到老家才略学一些闽南话,蹩脚的发音吐字一直是亲戚口中的笑料。后来,父亲与她约定每周一日,家中只许说闽南话,听不懂或说不出来的词可求助。十八岁回泉州求学后,她才真正回到闽南话的语境中。“也许是长久的隔绝,闽南话在我心里象征着家园、情义、血脉甚至祖耀那么高的境界。似乎能够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话,就能够开启那些客居他乡而梗塞心中的种种症结”。她对于“闽南人”这个身份很引以为豪,“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闽南人,是小时候的梦想”。在她的观念世界里,受古中原文化影响,闽南人的传统礼俗和古老遗风在绝大多数人的心中仍根深蒂固,从前辈身上代代相传下来的思维方式在面对传统事宜时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些最有生命力的元素都保存在闽南语的字词中,透过对这些字词的理解,“或许我能够找到一种生命本原的归属感”。

她在书中对“生分”(si hun)这个方言词所作的解释,很能窥见泉州人的性情。“生分”的字义本是“活生生分离”,是夸大其词的用法。到人家家中做客,主人请你点心或喝茶,你若是推诿一番,主人就会说,别生分啊。小孩子怕见生人,如果在生人面前扭捏,家长就会说,这孩子很怕生分,意思是不敢与陌生人接触。将人生中生离死别的痛苦用于形容这些平日的芝麻小事,有一种闽南人的烈性。就像说“很久”这个词,闽南人要用”万代久“这样的形容词仿佛才觉得过瘾。而到了真正的“生分“,在闽南语中却反而被一些很淡的词语一笔带过。比如,恋爱中的男女若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经历各种波折、要生要死的斗争最终还是不能在一起,闽南话说”无缘“;弟兄反目朋友殊途今生今世彻底分开不得和解这等事情,却被轻描淡写地叫做“覅斗”,即合不来——这是另一面的性情。

与普通话的四个声调不同,泉州话是七音体系,过去有文读白读之分。“文白读”之分,就是“语”和“文”分治,“语”是口头语,“文”则是文言文,有其作为正式语言的发音。过去,正是这种文言文书写和读法的传承构筑了一个士大夫独有的封闭语境。以前书塾的启蒙教育注重字音,读古文的书要边读边发音,一个字发音不对会得到先生的纠正,字音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口口相传的。1949年以后,新学堂用的是新课本,学普通话,方言和文言文的阅读,以及与其相关的严格字音教育也逐渐失传。如今,只有在老一辈人的讲述中,我们才能一窥曾经存在过的方言的面貌。

泉州德高望重的文史家、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前馆长王连茂说,他20岁高中毕业后,在泉州市政协做口述历史的工作,接触的都是清代的老人,有的是进士、举人或贡生。“他们每个星期有两个半天到政协学习时事政治,有时就由我这个年轻人用泉州话为他们读报纸的重要新闻。有一次读到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当场纠正我,‘暴‘与’骤‘的文读字音错了”。


泉州海上交通史博物馆前馆长、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王连茂


发音吐字时,他还能感受到传送于气息之间的历史分量:隋代陆法言编著的《切韵》,是根据汉晋洛阳雅音以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韵书,唐人奉为典规,基本不变;闽南人既然来自中原,他们带来的语言自然是四世纪的河洛官音。历经唐初(669年)陈元光随父陈政率军入闽和唐末(885年)河南人王潮、王审知三兄弟率军入闽,以及五代十国的天下大乱,很多中原的北方人,特别是官僚,还有各个方面的一些著名的人物,包括艺术家、音乐家、文人、诗人等纷纷退到福建。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语言经过好几代战争和融合,早已不再是原来的语言,“变成我们一直不变”。加之中国的科举制度将文本教育一直持续下来, “泉州话虽会有一些变化,但它的变化主要还是容纳,而不是改变”。如今,年轻人已不再为泉州话感到自豪,觉得方言与普通话相比显得土。已80岁的王连茂说,“没想到过了60年,我当时读错的字音,如今已经没有人说你是错的了,因为人人都这样读”。 那些透过方言的韵律回响在人们耳边的历史,也就此悄然远去。

在泉州的这些天里,泉州人见面喜欢问我,“第几次来泉州”?“什么时候再来”?对于一个定居在北京的成都人来说,这两个问题并不那么自然而然的:这里面不仅有来去,还有一种流动性。对泉州人来说,来去此地是稀松平常的事,他们本就是侨民的后代,后来又做了别处的侨民,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可能离开再回来。他们告诉我,对他们来说,来处是中原,这是深埋在历史潜意识中的“故土”,对这个故土的怀念是两千年遗传下来的潜意识;可是那个“故土”究竟是什么,早已变得模糊不堪,不再有明确所指。中原再也回不去了,慢慢也不愿意回去,他乡便已成为故乡。故土的观念却依然深厚:从泉州去东南亚海外的侨民,要寻根,回的是泉州,这里便是“去处”。在历史长河中,“身份”或是一艘不断变化的“忒修斯之船”,或是垒叠的地层,但让“过去”存在下去的冲动却成为泉州人身份本身的一部分,成为一件庄严的事业。方言和它的乡音,就是一处流动的庇护所。

李以健说,曾经有两个摩洛哥音乐家循着旅行家伊本.白泰图的书来过泉州,到他家拜访。临走时,他送给他们一对摆在庭院里用作摆设的一对滴水兽,嘴对着嘴朝向天空。那本是放在基督教堂里的,华侨学回来,演化成泉州人喜欢的样子,放在庭院中做装饰,它就成为一件日常用品。我离开泉州后,他款待随后到达的摄影师。在尚有柔风吹拂的夜晚,他的朋友们一些坐在庭院中弹着吉他唱着歌,一些坐在里屋书房中打麻将。尽管历史的“身份”变动不居,对个体来说逐渐变得模糊,但这份小日子里的闲适却是恒常的。他们这样唱:

树顶的蛘蜅西(知了)还在喋喋不休,庙口的看命先生讲话是南安腔。……老君的大大耳仔长长的胡须,清净无为有什么忧愁。伫清源山顶看古城的月娘,一半照人间一半写文章。

(感谢实习记者王鸿娇对王建设和王连茂采访录音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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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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